关于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反思与教训

前言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传播性如此强烈的瘟疫必然来的快，去的也快。

不安全的高效高速只不过是加速的死亡，无保障的物质经济更不过是鲜美的肥肉。

一方面，缺乏安全控制可能将整个国家暴露在一种不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之中。另外一方面，过于刚性和严格的控制也会干扰基本功能的正常运行。

这次疫情的确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结果符合我们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也敲醒了一些做着“即将世界第一”美梦的政府与民众。

毫无疑问，这一次，我们暴露出了太多的问题，从行政到医疗再到救援物资分配体系，都有一大堆问题。公知和恨国党都乐疯了，因为他们终于拿到了一把好枪，这把枪却是我们擦亮了双手递给他们的，还帮忙上好了子弹。

追究负责的话我们暂时不提，湖北省的那些官员们跑不了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战胜这场病毒，这一点我们大部分人是帮不上忙的，不添乱就行。**在这里，我们先冷静甚至冷血的记录下来一切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点亮光明，而不是诅咒黑暗。**比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系统的思考，希望大家超出单纯的谴责湖北政府，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他人，这才是真正的“丧事喜办”。

问题根源其实就是危机意识不足，非典稀里糊涂的过去了，没有反思，人们只当是一场意外，所以我们重复了当年的现象：

2002年吃野味，2019年接着吃野味；
2003罗大佑广州演唱会，2020年武汉万家宴；
2003年不戴口罩，2020年依然不戴口罩；
2003年口罩有假的，2020年口罩依然有假的；
2003年歧视广东人北京人，2020年歧视湖北人；
2003年挖断国道，2020年硬核封路；
2003年打狗队弃猫潮，2020年摔猫砸狗；
2003年排队买板蓝根，2020年抢购双黄连；
2003年传言像蝗虫群铺天盖地袭来，2020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2003年小区让外地人三日离京，2020年在北京租房住太难了；
2003年4月3日当时的卫生部主要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2020年1月5日到2020年1月16日，由于恰逢湖北和武汉的地方“两会”召开时间，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中没有新增一例确诊病例，非但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反而还罔顾人民的知情权，隐瞒真相，一直强调“可防可控”、“未见人传人”。

**我们已经在上次的非典中吃过一次大亏，我们现在正以血肉之躯和举国之力第二次与毒魔殊死抗争，我们能允许这种状况第三次出现吗？**我们决不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还是如此被动挨打，我们不能让一个伟大的民族、让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次处于如此恐惧和无奈之中。不管能不能确认这是战争行为，无论这是不是人为的生化战争，我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举国抗敌的战争状态，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深刻改变自己。

一、建国防：建立国家生化安全防卫体系

此次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和全面伤害，远大于一次中等规模的常规战争，而且这恰恰是我们的弱点。可以肯定的是一场不大的常规战争（如对越南），国内可能根本不会感觉到战争压力（就算是对日本作战，相信还会有很多人出谋划策）。因为中国的工业产能和常规力量已经足以横扫，甚至碾压中等国家，唯一需要注意无非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但如今的局势，人人被迫蜗居在家，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横行，人们谈其色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各级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失控局面比被战术核武攻击后还要更糟糕。

我们必须组建一支包括原防化部队在内的专门力量，以研究储备国家生化防卫能力，应有指挥机构、防卫部队、应急治疗、科技研究、人才培训和装备研发等部分组成。一旦遭遇生化袭击和大规模战争，能够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力量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化安全防卫的领域不只包括早已非法进入过实战的化学毒剂战、细菌瘟疫战等，还应当包括新型的病毒战、基因战等。**制定生化安全防卫法规制度，**对全民族进行生化防卫常识教育，每年进行全国性生化防卫演习和检查，不断总结经验提高防卫水平。

生化安全防卫的假想敌不妨就设定为美国，组织红蓝对抗等一系列生化安全演习。网络上出现的批驳“阴谋论”做法与武汉市前期面对疫情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基于“疑罪从无”式的无罪推定原则（他们总是说“你没有证据证明”），而不是安全领域的“疑罪从有”式的有罪推定原则。说白了一群书生，只会拿着教科书来裁剪现实，所谓的专家眼力只有数据没有临床经验，这样只会误国。

有志于国者需考虑一切战略的可能性，即使阴谋论事后被证明是错的，也是事发后我们寻找事情起因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遗漏一种重大的可能性呢？万一是呢？而且，许多方面必然考虑起因。就像破案一样，总要找嫌疑人。有的时候案子也破不了。但证明总是要先有一个或几个方向。就算我们不查，或者查了不说，提个醒总是对的。对于这些，不能用“阴谋论”一棍子打死！绝对地先验地排斥阴谋论是不可取的反智。我们需要的是做最坏的打算，尽量准备各种预案。

说白了，为什么我们怀疑？因为有能力、有动机、有利益的只有美国人而已。常规战我们不怕，只有超常规作战才能解决中国，美国人有了武器会不去用反而让我惊讶。中国的超限战思想对美国而言就像戴高乐的装甲部队思想对纳粹德国的影响一样，实践者毫不犹豫的运用理论来对付理论发明者。

地球物理战、生化基因战、金融货币战、舆论心理战、网络信息战等这些超常规战争，由于成本低、威力大、隐蔽性强等特点，将会是日后战争的常态。一般情况下，受攻击的一方往往只会怪罪大自然（尤其是地球物理战、生化基因战）和自己的应对不力，攻击者便很容易逃脱责任。将它用于某个具体的国家，就可以给这个国家制造大灾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无论是在教科书还是百度百科中，都存在“基因武器”的概念，各国都在研发，但都没有具体的应用案例，因为这种武器太违背正义和伦理，所有的军事部门仍然否认有这种超级武器的存在。因为这是十恶不赦的灭绝人类的罪行，是最高级别的战争行为，一旦被证实是可以动用一切战争手段、不死不休的反击和报复的。

现在，我们往往只能通过时间、空间的巧合性（九省通衢，春运高峰）、国际情势的协同性（非典与伊拉克战争、512汶川地震与奥运）、最终的获利者（911与阿富汗战争、珍珠港事件）来推断幕后黑手的阴谋毒计。

西方人刚抵达美洲大陆的时候，印地安人总人口在3000万至一亿之间，西方自己一直把人口往低的3000万上靠，但再怎么算，几千万人是少不了的，而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被迫分散聚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还剩下了多少呢？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80万人。即使是70年代之后由于各种平权社会运动导致对原住民权利的适当放开，现在也不过200多万人。

一个文明，能够残酷地对另外一个文明实施数千万乃至很可能上亿规模的屠杀而没有任何负罪感，并用另外一套光鲜的词语把自己堂而皇之地包装在道德光环之上，我们跟这样的邪恶的文明接触和打交道的时候，作出任何恶毒的揣测都不为过。

那就是即使这一次背后没有任何阴谋，那么这一次之后，一定会让很多国家和地区因为看到巨大的破坏力而蠢蠢欲动。换言之，就是这次背后不管有没有阴谋，下一次阴谋的种子已经在很多国家的军事科研人员的心里落下了。

如果一个骰子，掷了10次，全部都是6点，你要是去问一个数学家，他会告诉你，虽然概率非常小，但这在概率上完全有可能的，他甚至可以用公式和计算来写满10页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可能的，背后不存在什么阴谋。但你要是去问开赌场的赌王何鸿燊，他肯定百分百告诉你，扔10次都是6点，那这枚骰子肯定是给出老千的人做了手脚啦，死蠢。

这里我们不争辩阴谋的可能性与具体细节，实践派往往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与理论派雄辩。专业知识再多，如果对人性中的恶的认识不够，是不足以去奢谈什么探索世界认识世界的。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美国底层平民，在思想上受到达尔文的弱肉强食、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尼采的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早年参加过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成名后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40岁时服用过量吗啡而死。1904年他以记者身份只身潜入日本以报道日俄战争，被日本当做间谍拘捕，在朝鲜半岛历尽艰险后被美国营救。之后在旧金山报纸上发表了《黄祸》（Yellow Peril）一文，表达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后果的忧虑，指出被日本占领后高效运转起来的中国将会颠覆西方世界。1910年他又在文学政治杂志mcclure’s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后收录于1914年出版的小说集《强者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此文是针对《黄祸》所提出问题的解答，也就是通过生物战对中国实行种族灭绝以防止中国的崛起。小说中预言了日本对华战争和失败，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和人口爆炸。最终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通过细菌战消灭了所有中国人，在作者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

在此强调，无论此病毒是自然动物传染给人的还是从实验室流露出来的，我们应对措施都及时，更何况美国人大概率不会放过此机会，趁乱打劫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后续再讲，先回到话题。

1、常备建设

生物安全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复杂的协调活动，拿美国为例，美国的生物安全基本工作理念是“四位一体”：威胁意识、预防与保护、监测与探测、应对与恢复。主要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的国家战略储备、国家灾害医疗系统、生物传感计划，国土安全部负责的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大都市医疗反应系统，国防部负责的化学和生物防御项目，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农业部联合实施的联邦管制生物剂与毒素项目，国务院负责的全球威胁降低项目等，生物安全领域平均年度投资高达50亿美元以上。巨量的预算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应对措施机制等组织安排，有力推动了众多部委和机构生物安全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提出设立国家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更强调加强顶层谋划和推动落实。

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在威胁意识、预防与保护、监测与探测、应对与恢复等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距离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生物防御体系还有系统短板和瓶颈环节。例如，我国在生物安全理论和制度、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科技支撑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生物安全战略领域专家稀缺，理论指导作用不突出；法规制度和组织协调体系不够完善，存在机制漏洞；生物安全监测检测覆盖面未能覆盖国家利益疆域、监测预警技术方法存在代差；缺乏长期、系统高强度经费投入，应急处置保障能力欠缺等。

我们需要时间，沉下心来转化我们的工业科技生产能力和启动我们的应急处置协调能力，正如Snowino描述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本可以做好的：

我们有最先进的淘宝推荐算法，难道对疫情的防控情况就不能做到实时监控吗？

我们有全世界最自豪的快递送达时间，用机器人分拣快递，难道不能对救援医疗物资做到快速的分发吗？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难道不能供给武汉市全体的用来救命的口罩吗？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物流信息系统，每天上百亿的快递信息都可以查询，难道我们火车票都实名制了,还做不到直接定位到人员，反而需要发布消息寻人？

既然有如此高的政治敏感度和严厉的言论控制手段，就不能用相同的方式解决瘟疫等相关危机吗？

…

此非不能也，不为也，这些都是我们在疫情之后需要做的工作，后续补充详说。

2、攻防演练

从防守方面来看，我们需要近乎真实的生化安全演习，通过模拟未来可能爆发的世界性疫情，勘察在疫情防护中可能遇到的各类危机，并提炼应对方式，并以此调整自身的结构。

这一点我们需要向美国人学习。2019年十月，武汉疫情六周前，2019年10月18日（武汉军运会开幕同一天），纽约举行了一场名为‘案件201’的瘟疫预演。（http://www.centerforhealthsecurity.org/event201/videos.html Event201 , JHU主办，相关国家和组织参与，比如比尔盖茨梅琳达基金会、美国国家安全局、新加坡卫生等参与的。）（据说’Event201’预示着‘20年1月的武汉事件’，当然大家对此一笑即可，对美国人的军事编号代号有过研究的人应该会看出一些信息）

该预演汇集了十五名世界各国的政商医届核心人物，包括曾任职美国中情局二把手的艾薇儿·海恩斯，以及此次武汉疫情中身兼重任的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十五名资深决策人士在这场三个小时的预演中通过模拟会议的形式制定相关对策，试图通过**‘全球协力’**的方式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世事无常，‘疫情模拟’在六周后的武汉成为了实战，由于惊人的相似性，若干境外媒体称该模拟实为‘预言’，并有阴谋论鱼贯而出。先将阴谋论放置一边，有一说一，这场纽约疫情模拟，在某种程度上，与武汉疫情有一定相似性，更有一定启发性。

1. 危机开始
在‘案件201’中，病毒来源于蝙蝠，以养殖猪作为中间宿主，爆发于巴西：经过研究，发现该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以及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有较大相似性，致死率在7-10%之间：饲养食用猪的农民首先受到感染：感染者症状不一，部分仅有轻微感冒症状，其余患者则有严重的肺炎症状：起先，病毒只在患者家属以及相关医护人员之间传染，但很快蔓延到了当地社区：不少受感染者通过境外出行，将疫情扩散到了巴西之外，短时间内疫情在南美洲人群密集的城市大规模流行：由于不少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使得防治隔离极为困难。不少感染者在离开国境时并没有任何不适征兆，却在几小时后病发。在这短短几小时内，接触的人群不计其数：平均每位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两人，确诊案例以每周两倍的速度攀升：数周后，此次疫情被定性为国际性瘟疫：
2. 贸易与旅游业受到冲击
疫情发生后，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公共卫生板块。患者涌入医疗机构，医患供求不对等，造成一定恐慌：为了防止感染，居民自我隔离，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包括商场：部分商业机构难以维持运转，少数公司能够通过在家办公维持运作，但多数企业并没有这种条件：
旅游业受冲击最为显著，订单量下降45%：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商家开始降低产量：一些政客开始通过制造矛盾与恐慌掠取政治资本，例如鼓吹抵制某些国家的货物以及人员流动，并对疫情国家进行贸易与出行的封锁：两位不同阵营的‘专家’对于如何平衡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进行了辩论。其中一位‘专家’认为，一味地动用经济资源抵制疫情只会导致经济瘫痪，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另一名‘专家’认为，虽然支撑经济与支援抗灾需要找到‘平衡点’，但人命大过天：十五人专家小组最终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3. 信息危机
最大的危机并不是经济震荡，而是层出不穷的谣言与误导性信息。
对于‘少数人’的群体性暴力开始出现，社交网络开始浮现大量‘让感染源远离我们’的热搜，并伴随肢体暴力冲突：各类阴谋论开始浮出水面。有言论说，病毒是西方人造危机，通过西方医疗工作者传播 - 伴随而来的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对医生的暴力事件：
老百姓开始划分阵营，内部敌对情绪加剧，非灾区的百姓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呼吁与灾区割席：部分国家关闭了社交媒体，更有少部分国家彻底禁用了网络，以防止不实信息蔓延。十五人专家小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探讨，最终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谣言只能通过真相来掐灭。将正确的信息交给有公信度的媒体与意见领袖，包括一线医务人员，并及时对不实谣言进行澄清，才是解决恐慌的唯一解药。
4. 尾声
最终，这场模拟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根据预测，遭受的经济损失至少需要十年恢复，至于负面社会影响，则需要更多时间来修复。

关于“Event 201”的官方链接在这里：

www.centerforhealthsecurity.org

该演练模型假设一种名为CAPS的新型冠状病毒，如SARS一般致命，又能像感冒一般轻易的传播，由于还未研发出有效的疫苗，因此能够迅速传播，导致一场全球性的瘟疫大流行。

根据“Event 201”推算的演练结果：该病毒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实现在全球传播，由于瘟疫流行，防控举措将导致各国间停航，实施边境管制，旅游预订率减少45％；社交网络上流传虚假消息，引发恐慌情绪蔓延，最后将触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地股市暴跌两成至四成，世界生产总值萎缩11％。

这是剧本啊，西方人真是先知一样的存在。这种剧本能力天下独此一家，好莱坞、白头盔、瘟疫公司、政治选秀等只是这剧本能力的体现，西方人无一不是戏精，就像他们在911表演的那样。

这场‘案件201’瘟疫预演，与这次的武汉灾情有点像，但又不太一样。

相似之处，在于预演中提到的旅游业受挫、医疗业震荡、贸易危机、信任危机、甚至阴谋论都在今天的疫情中以极为惊人的相似度上演。

而不同之处，在于此次预演按照**‘企业与政府分摊责任’**的西方模式进行演绎，中央指挥调度体系天然缺席，使得‘大刀阔斧’的措施无法执行。

根据预演，封锁边境难以落地，出于大企业的需求，贸易也需要照常进行。大范围隔离不切实际，至于出行旅游，也被切分成了‘必要出行’与‘非必要出行’。

参与预演的澳洲资深政客提到，当年‘非典’时期她访问了中国，只要‘有备而来’，并不会有问题。有意思的是，武汉疫情发生后，美国与英国跑得比谁都快。嘴上唱得好听，身体还是实诚的。

武汉疫情不会复制‘案件201’的结局，因为中国‘世界独一档’的执行力。

根据‘案件201’的基于过往数据的模型演算，最终疫情造成了全球大部分国家受灾，总计6500万人死亡。这次武汉疫情，绝不会达到这个数字的零头。

若这次疫情发生在欧美，不可能处理得更好。欧美体制难以落地‘快狠准’的隔离措施，更不可能一个个排查有隐患的车辆，美国H1N1爆发，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这次武汉疫情，在前期的信息公开方面教训惨重。然而，后续大刀阔斧的全国动员与戒备，以至于疫情没有再度爆发性增长，有一说一，非常不容易。

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同时也是美国院士）也受邀参会。他在武汉参与防控，获得了采集样本、收集了技术数据、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那时的他不知道有没有回想起两个月之前，在纽约参与“Event 201”演练时的情景。

2020年1月25日，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首席作者：高福。

论文用在武汉实地考察的数据、样本和几百个病例说明，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论文称，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事实否定了高福顶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头衔做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的结论后，高福的论文再次佐证1月31日到武汉考察结论的错误。

从进攻方面来看，对于攻击力极强的战略武器，任何防御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以攻为守才能保障自身安全，进而改变整个战略格局。中国必须要将基因生化武器的研究提高到如建国初期研发两弹一星工程的战略高度，建立世界主要民族组群的基因库，特别要完善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大和民族以及犹太民族的基因库，对少数关键家族还应专门搜集基因样本，开发出高针对性高效率的基因生化武器，建立可迅速应用于实战的完备武库。一旦这样的基因武器工程完成，中国就将占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制高点，通过建立对对世界所有国家及组织的统治阶层的绝对威慑，不但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中华民族被亡国灭种的可能，也可以从昂贵的核竞赛中解锁，不需要再维持庞大的核武库，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一直以来疲于应付的被动战略局面。即便未来爆发基因生化战争，由于中国的对手都是典型的小民族，其血源的纯正和基因的单一性使其面对基因武器的生存率必将远低于多民族融合、基因多样化的中国人。执此杀手锏，进可攻退可守，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其意义将超过两弹一星曾起到的重大作用，是真正惠及万代的关键工程。

3、“极限生存假设”

我们必须以“极限生存假设”为战略前提，生化安全防卫体系必须与整体国防体系相结合，建议按照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末日生存的极端情况来考量，国家如何生存，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是否做好了风险评估、压力测试？不但国家要做，各级地方政府、企业、机构都要做。从整体国家层面上调整和深化“大三线工程”，并逐渐将中央集中式超大型城市转变成分布式城市集群，实现城市服务的负载均衡和容错备份，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未完待续。。。